进一步，人的物质基础也应该是气，气乃人的构成者、人的形上根据或者说本原。

但宋代以降，历代统治者对《孝经》的尊崇程度并未下降，历代学者为维护《孝经》的经典地位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。由此可见，《孝经》在儒家经典体系中具有特殊性和重要性。

这说明当时南朝设置了《孝经》博士，北周、北齐也都设置了《孝经》博士。瑏 瑠 梁昭明太子萧统三岁就接受《孝经》教育，不到十岁时就能讲习《孝经》。《孝经》有十一家之多，仅次于《春秋》的二十三家、《易》与《礼》的十三家和《论语》十二家，位居第五。在《七略》中，《孝经》占据与六经并列的地位。孝武帝尝讲《孝经》，仆射谢安侍坐，尚书陆纳侍讲，侍中卞耽执读，黄门侍郎谢石、吏部郎袁宏执经。

摘要：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，《孝经》是一部专门论述孝道与孝治的著作，在儒家经典体系中占有非常独特而重要的地位。《孝经纬钩命诀》孔子曰：吾志在《春秋》，行在《孝经》。《毛诗传》云：直言曰言，论难曰语。

到了北宋刻十三经的时候，又加入了《孟子》。[14]《论语义疏》，第89页。但是应该指出这一点，用《易传》来解释《论语》，推崇《易传》，这还不能说它就是代表玄学的本质，或者受到了玄学的影响。但是他们所见不同，固有得失，何晏却能够把他们的解释融为一体，不拘师法的界限，不拘今古文的差别，博采章句、训诂、义说种种方法，所以突破了单注的形式，有综合性的优点。

[35]《全书》第14册，第656页。[32]本之注疏就是以往对于《论语》的注疏，最近的当然是邢昺的《疏》，更远当然还包括何晏《集解》和皇侃的《义疏》。

所以《语类》里面也记载了不少朱子的表白，他说某所集注《论语》，至于训诂皆仔细者，盖要人字字与某着意看，字字思索到，莫要只作等闲看过了（《语类》卷十一）[33]，这是说其集注的《论语》中的训诂都是很仔细的，是要后来看《集注》的读者把每个字都要着意来看。[17]特别是性相近章注说：王弼曰：不性其情，焉能久行其正。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一部《论语》的注解都能够发挥出很重要的思想，但是几千年绵延不断对《论语》注解，而且中华文化里面历代主要的思想家对《论语》的注解，的确塑造了孔子和《论语》的生命，缔造了中华文化的文化生活，也塑造了中华文化的价值观，构成了浩浩荡荡孔子文化的景观，中华文化的生命之流也是这样传承和发展的。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

文本的语文学的诠释学，它主要是研究文本的原始意义，以此作为一个根本任务。当然他们是依据各自的思想立场来注解《论语》，但是一致的是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上，这些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，他们前赴后继地、不断地把对《论语》的理解注释，汇聚为一个历史文化的长流，也可以说是洪流，这股长流和洪流就造成了中华民族、民族文化对孔子的认可和推崇。明代，李材《论语大义》，罗汝芳《论语答问集》，刘宗周《论语学案》。孔子应答弟子、时人讲的话，当时弟子们各有所记，夫子去世以后，门人把这些之语加以编辑整理，所以叫做《论语》。

[32]朱熹《论语训蒙口义序》，《全书》第24册文集卷七十五，第3614页。《论语》是中国人的圣经，也是人生向善的指南，是教人做人、做事的指南，是君子人格和君子德行的集中的体现，是中华美德最集中的表现，也是中华文化养成美德的根本精神。

为政以德章里面，引郭象曰：万物皆得性谓之德。汉代《熹平石经》所刻的是《鲁论》，但是刊本我们今天看不到了。

在理学思想里面，一般以理解释道，如《论语集注》：子曰：‘食无求饱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好学而已。照我们现在看皇侃的讲法，此教授于侯王也，我们在海昏侯墓里发现《论语》很正常，因为王侯须学习《论语》。他引用《集解》的文，他叫做注，下面疏后的文字，也就是邢疏。但是从皇《疏》开始对义理解说的发挥更多了，特别是其中引入了许多玄学的思想。篇次不与《齐、鲁论》同。古论亦无此二篇，分《尧曰》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，有两《子张》，凡二十一篇。

宋代，王安石《论语解》，苏轼《论语解》，伊川《论语说》，吕大临《论语解》，游酢《论语杂解》，尹淳《论语解》，杨时《论语解》，谢良佐《论语解》，侯仲良《论语说》，胡宏《论语指南》，张栻《论语解》，吕祖谦《论语说》，薛季宣《论语约说》，杨简《论语传》，孙应时《论语说》。晋太保河东卫鹳字伯玉，晋中书令兰陵缪播字宜则，晋广陵太守高平栾肇字永初，晋黄门郎颍川郭象字子玄，晋司徒济阳蔡谟字道明，晋江夏太守陈国袁宏字叔度，晋著作郎济阳江淳字思俊，晋抚军长史蔡系字子叔，晋中书郎江夏李充字弘度，晋廷尉太原孙绰字兴公，晋散骑常侍陈留周坏字道夷，晋中书令颍阳范宁字武子，晋中书令琅琊王珉字季瑛。

因为《汉书·艺文志》把《论语》归入在《六艺略》中，《论语》不属于儒家，因此唐君毅说孔子不属于诸子，所以《论语》是六经之辅翼，地位特殊。[24]《论语集注·公冶长第五》，《全书》第6册，第103页。

……又此书遭焚烬，至汉时，合壁所得，及口以传授，遂有三本，一曰《古论》，二曰《齐论》，三曰《鲁论》。西汉时期，除了孔安国，其他人不传《古论》，到了东汉汉顺帝时，马融也为《古论》作了训说。

所见不同，互有得失，每一部训解的观点大有不同。所以天道是自然的天理流行，性是禀受在人身上的天理，其实都是一理。首先就是文体不同，尤其是最后五篇更可疑，他的理由是，《论语》前十篇通例称呼孔子为子，但是后五篇不称子，而称孔子或夫子，于是他就认为这五篇应该是后人续入的，不是孔门的原本。汉末大司农郑玄就《鲁论》篇章考之《齐》《古》，为之注，郑玄的注以《鲁论》为主，也参考了《齐》《古》。

通过这样的对《论语》的解释，朱子就把这种道学的天理论的体系，明确地贯穿到整个对于《论语》的解释。及其至也，纯亦不已焉。

他把圣人的一贯之道，首先从人生的最高境界上来解说，认为一贯之道指的就是圣人之心浑然一理，而它的应用是各有所当。何晏等这些人在编《论语集解》的时候，承认诸家有不安者，颇为改易。

有包咸、周氏，他们是今文见长。天道者，元亨日新之道，深微，故不可得而闻也。

第三，除了何晏所集的八家，江熙所集的十三家以外，皇侃的《论语义疏》还吸取了其他通儒的解释，哪些通儒呢？一个就是江熙本人，再有就是王弼、郭象等，所以它的集解的范围就远多于何晏的集解。今日所讲，即是《鲁论》，为张侯所学，何晏所集者也。唐代以后每个县都要建庙祭祀，朝廷以至圣先师封赠孔子，地位特别尊崇。清代刘宝楠的《论语正义》，还是对何晏《集解》的注释和疏证。

为了凸显理学的这种诠释特色，就《论语集注》这种诠释的特点，我们举几个例子： 第一个例子： 子曰：不然，获罪于天，无所祷也。《论语集注》的特点是：在上面几种《论语》书的基础上约其精粹妙得本旨者[30]，把最精粹真正能够得到孔子原本宗旨的内容，把它作为《集注》保留下来，所以他自己说过：《集注》乃《集义》之精髓。

朱熹34岁时，就编成了《论语要义》。在当代这种思想性的义理诠释的代表是李泽厚的《论语新读》，但是《论语新读》的读者反映并不热烈，这也许说明对于《论语》这部伦理实践性很强的经典，今天社会文化所需要的主要的还是文本的语文学的解释，而让读者自己来借助语文学的注释，去理解、思考和实践，并不是在注释中做哲学思想的发挥。

唐代开始复兴儒学，在北宋应该说得到了全面的推展，这种儒学的复兴，它也必然会在《论语》的解释体系上表现出来。在西汉的时候，有不少传《鲁论》的学者，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里讲有常山都尉龚奋、长信少府夏侯胜、丞相韦贤、鲁扶卿、前将军萧望之、安昌侯张禹 ，皆名家。